近代：要么將三國忽略，要么切入點異常清奇

  這種情況一直持續(xù)到近代。雖說1840年、列強打開中國的大門后，除了部分語言和地理障礙之外，西方了解中國歷史——當然還有三國史——的障礙已經(jīng)蕩然無存。然而，在對中國的研究中，三國一直處在邊緣的地位。具體而言，雖說此時許多漢學(xué)家和歷史作者，都清楚它在中國人心中的意義，但他們極少為此撰寫專著，對三國研究的透徹程度完全不如漢、唐、明、清，甚至是上古時代，同時，在敘述過程中，他們只會把握住歷史的整體脈絡(luò)，并加入許多主觀的視角和觀點。

  勒內(nèi)·格魯塞，歷史系的同學(xué)對這位作者應(yīng)當不會陌生

  這里僅舉兩個例子，其中一個例子來自勒內(nèi)·格魯塞的《中國簡史》一書。說到勒內(nèi)·格魯塞，但凡歷史專業(yè)的學(xué)生都會耳熟能詳，因為作為20世紀上半葉西方最著名的亞洲研究者，他的《草原帝國》總會出現(xiàn)在基礎(chǔ)必讀書單里。

  這里，我們截取了《中國簡史》中對劉備的描述：

  “與此同時，第三位覬覦者劉備出現(xiàn)了，他是個出身高貴的人，是漢朝的一位親王之后，但他來自這個家族中一個年幼的分支……眼見得堂侄——洛陽城里那位無能的皇帝——如此墮落，竟成了曹操手中的傀儡，劉備感覺自己皇室的血液在血管里奔涌，他找到了三位舉世無雙的同伴來幫助自己。

  第一位是關(guān)羽，他在民間宗教中被奉為戰(zhàn)神。第二位是張飛，他是個出身卑微的人(他是個屠夫)，以無所畏懼的精神聞名當世，他和關(guān)羽都把自己的性命交給了主公。最后一位是諸葛亮，他既是一位勇士也是一位外交家，他放棄了自己的田地，把整個身心都投入到了覬覦者劉備的事業(yè)中，成了后者的首席顧問。事實上，正是聽從了諸葛亮的忠告，劉備才選擇了四川，在那里，他最終建立了自己的權(quán)威。”

  法國漢學(xué)家伯希和在敦煌藏經(jīng)洞，雖然此人著述頗豐，但對三國時代，他只對《牟子理惑論》進行了深入研究

  毫不奇怪，這段描述和我們所知的三國史存在不少差異，其中有許多西方式的思維。另外，如前所述，另外一些學(xué)者，將目光放在了中國的思想史(如宗教和哲學(xué))上，這也使得他們對三國的關(guān)注點顯得異常清奇。其中一個有趣的例子，是法國漢學(xué)家伯希和，由于有從敦煌藏經(jīng)洞取走的數(shù)千卷文書，他手頭的“干貨”甚至超過了一些中國的學(xué)術(shù)大師，不過，他的聚焦點卻沒有放在三國時代，對于這個時期，他只對一本書——《牟子理惑論》產(chǎn)生了興趣。

  位于今天廣西梧州市的牟子像，這位在三國正史中默默無聞的人物，在國外卻得到了一些漢學(xué)家的關(guān)注

  牟子名叫牟融，這位幾乎未在任何三國游戲中登場的人物，思想?yún)s在歷史上留下了顯著一筆。他生活在東漢末年的交趾，即今天的廣東廣西和越南北部，這里也是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地區(qū)之一。面對戰(zhàn)亂，他很快大徹大悟，并利用佛教思想寫成了《牟子理惑論》。一般認為，它也是中國本土誕生的、最早的佛教理論書籍。

  成書于漢末三國時代的《牟子理惑論》，它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本土佛教理論書籍

  《牟子理惑論》雖然未見于三國正史，但由于充當了中國佛教史上的關(guān)鍵一環(huán)，它意外地成了伯希和關(guān)注的對象。在專著中，伯希和向讀者介紹了牟子活動的時代——換句話說，他實際是以《牟子理惑論》為切口，在國外對三國時期做了一定的科普。另外，同期還有一些漢學(xué)家將目光對準了類似的人物，比如蜀漢后期的譙周，以及活躍在北方的仲長統(tǒng)，雖然這些人物在政治和軍事領(lǐng)域只是配角，但思想?yún)s影響相對深遠——總而言之，到這個階段，一些海外研究者已經(jīng)開始對三國進行深挖，但其范圍和角度和我們希望的實際大有區(qū)別。

  另外，在這個時期，另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，是《三國演義》出現(xiàn)了英文版。按照記錄，最早從事這項工作的，是一名叫約翰·斯蒂爾(John G. Steele)的傳教士，他只翻譯了一些片段，其目的則非常單純，這就是在教會學(xué)校中，用它來充當學(xué)生練習英語的教材。而在民國時期，隨著東西方接觸頻繁，一些更完整的章節(jié)也逐漸問世，其中，在1925年，一名叫查爾斯·布雷維特-泰勒(Charles Henry Brewitt-Taylor，他的中文名字是“鄧羅”)的英國人完成了《三國演義》的全文翻譯，并將其交給了位于上海租界的“別發(fā)印書館”出版。

  布雷維特-泰勒，他最早把《三國演義》譯成英文

  作為中國海關(guān)的長期雇員，布雷維特-泰勒有很深的中文造詣，之前曾把許多唐詩翻譯成了英文，但他的《三國演義》并沒有產(chǎn)生多大影響：一方面，這固然是因為中國的國際地位低下，導(dǎo)致中文作品常常被外國人忽視;另一方面，雖然整個譯本中規(guī)中矩，但布雷維特-泰勒卻忘記了一件事：增加必要的解說和地圖。結(jié)果，讀者一見到其中的地名和人名，就感覺不知所謂。這部英文版《三國演義》的印量極為有限，只有少數(shù)漂洋過海，保存在了各國的大型圖書館。

  《三國演義》的英文版，其中中央的正是關(guān)羽——外國人最熟悉的三國武將

  這種冷清的局面一直持續(xù)到20世紀80年代，一般來說，在當年，雖然總有外國人知道“關(guān)羽”是亞洲人崇拜的神明，也可能知道“三國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，但他們的了解也基本僅限于此而已。甚至在一些有影響力的著作中，都很難把這個時期說清，比如斯塔夫里阿諾斯的《全球通史》之前一個版本中，更是錯誤地寫道：在阿提拉入侵羅馬的同時，匈奴人也消滅了極度依賴雇傭軍的漢帝國。至于要讓普通外國人真正了解三國，還是要等到日本人開發(fā)的各種電子游戲問世。

  真正的推手：三國游戲

  和三國文化在歐美遇冷不同，日本人始終對這一題材保持著極大的關(guān)注。在《三國演義》風靡中國的時候，它也傳到了日本，并很快成了深受喜愛的作品。在日本戰(zhàn)國時期，已經(jīng)有很多武士將閱讀《三國》當做一種消遣，還有一些甚至把它當做了軍事戰(zhàn)略的指南，例如：在三方原之戰(zhàn)中，德川家康便效法諸葛亮的空城計，騙過了武田信玄。這種熱潮經(jīng)過江戶幕府、明治維新，一直延續(xù)到了二戰(zhàn)結(jié)束后，此時的《三國演義》在日本可謂家喻戶曉，也正是因此，它也成了許多作者和藝術(shù)家關(guān)注的焦點。

  江戶時期，日本人畫家繪制的三國題材浮世繪

  早在一個多世紀前，日本畫家和工匠便制作了大量《三國》題材的花牌和浮世繪，這些作品的誕生也間接表明，日本社會對三國題材始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。另外，對于新興的電子游戲產(chǎn)業(yè)，在1980年代中葉的日本，它也剛好迎來了一個拐點。之前，“雅達利危機”的泡沫破碎，各個開發(fā)商都在思考：在前一個浮躁的大時代結(jié)束后，他們該怎么從廢土中突圍。

  在處在十字路口的廠商中，就包括了后來大名鼎鼎的光榮，之前，該工作室完全是依靠成人游戲起家，但攢夠第一桶金之后，他們很快就開始思考如何樹立品牌的問題。

  不管你管它叫光榮還是暗榮，它在傳播三國文化上，都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

  最終，光榮的管理層做出了一個決定，轉(zhuǎn)向偏硬核、嚴肅向的題材。這一思路催生了《三國志》系列——因為當時，他們不僅看到了日本市場對三國題材產(chǎn)品的追捧，同時也看到了當時的游戲市場上，還沒有一款真正的、制作精良的戰(zhàn)略類游戲。如果能在此時率先有所動作，那么，光榮很有可能在未來長期獨占這個市場。正是基于這一點，他們向該項目傾注了極大的人力和精力。

  事實上，甚至以今天的觀點看，《三國志1》的制作都十分考究。其中基本涵蓋了三國時代內(nèi)政外交的具備各種元素，各個城池的相對位置也沒有大的差錯。另外，更加難得的是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有專門的肖像，為繪制這些肖像，制作人大量參考了中國明清的三國人物白描繡像、民國時期香煙煙標，還有當年中國出版的各種三國連環(huán)畫——其形象和神態(tài)都很符合當時人們對這些人物的認識。

  《三國志1》英文版的開場界面

  由于精良的制作，《三國志》在1985年12月13日上市后，立刻在日本引發(fā)了熱潮。后來，利用這個IP，光榮連續(xù)出品了10多部正傳和衍生品，直到今天都是該廠的頂梁柱。當然，光榮也并沒有滿足于本土，畢竟，當時北美才是全球最大的游戲市場，其背后也蘊藏著無限的商機。

  然而，將《三國志》推向海外時，整個過程卻一波三折，公司內(nèi)部一些人士認為：此舉可能得不償失。正如我們所知，《三國》題材在海外實際相當冷門，另一方面，游戲?qū)Ψg的要求也相當之高——以1980年代的標準，其文本量可謂相當巨大，而且只有同時了解中文和日語的譯者才能勝任。正是因此，其英文化的過程相當漫長，甚至接近了游戲的開發(fā)時間：直到1988年6月，《三國志》的英文版才正式登陸北美。

  比爾·斯瓦茨，這是他攝于10年前的照片，他當年主導(dǎo)了《三國志》的英文化，但也留下了不少問題

  當時，接手這項工作的美國人比爾·斯瓦茨(Bill Swartz)。針對許多問題，他和廠方爆發(fā)了多次爭論。因為斯瓦茨只是粗通中文和日語，這導(dǎo)致許多翻譯未能達到廠方要求的標準，期間，他還試圖讓一些概念“本土化”——但這更招致了致力于讓作品保持原汁原味的、光榮方面的抗議。最終，因為翻譯成本實在太高，再加上對游戲銷量期望有限，為保證最大利潤，光榮最終把在《三國志》在海外的售價定在了69.95美元，遠遠高于當時游戲的平均售價。

  《三國志》當年在美國的售價是69.99美元，價位無疑偏高，它也間接反映了廠商的有限期待和其英化背后的高昂成本

  不過，即使翻譯工作曠日持久，但是《三國志1》的英文版還是出現(xiàn)了許多錯誤，比如說，它把“赤壁之戰(zhàn)(The Battle of Red Cliffs)”翻譯成了“紅墻之戰(zhàn)(The Battle of Red Wall)”。再比如曹操的謀士荀彧，其中則翻譯成了“茍彧(Gou Yu)”……如此等等。另外一個問題，是其中缺乏對故事背景的介紹，由于磁盤容量等條件限制，在《三國志1》誕生的年代，諸如過場動畫等敘事環(huán)節(jié)實際非常稀少——結(jié)果，大部分歐美玩家在接觸到本作時，內(nèi)心都是一團霧水的。

  紅色箭頭所指之處就是“茍彧”

  唯一值得慶幸的是：由于《三國志》優(yōu)秀的機制，本作在歐美雖然銷量平平，但輿論的評價卻非常正面。比如最有影響力的游戲雜志《電腦游戲世界(Computer Gaming Word)》，就對其進行了長篇報導(dǎo)，并將其稱為“高度推薦的作品”。這也標志著一個開始，至少《三國》題材的作品終于在西方扎下了根基。

  當然，正如我們所知，這個題材要想真正收獲一個固定的粉絲群體，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。雖然在隨后幾年，光榮讓《三國志》系列始終堅持著原汁原味，并逐漸利用過場動畫等手段為玩家灌輸背景知識，但玩家群體的壯大始終比較緩慢。

  隨著技術(shù)的進步，在后幾代《三國志》中，對歷史背景的介紹變得更加生動和細致了

  這引起了另一些開發(fā)商的思考，他們認為這種投入有些得不償失——對那些需要展現(xiàn)鮮明人物個性的作品尤其如此。比如說呂布和趙云，大部分外國人對他們?nèi)荒吧?，更不知道前者象征著“反?fù)無常、勇冠三軍”，后者象征著“忠肝義膽、智勇雙全”——換言之，有的設(shè)定直接移植到國外，反而會讓用戶不明就里。